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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安弟对我说,他一直有着身份认同的困扰,大概他幼年时他与他的中国母亲便遭到他美国父亲的遗弃,所以他觉得他身体里中国那一半总好像一直在漂泊、在寻觅、在找依归。我把安弟紧紧搂入怀里,抚摸着他那一头柔顺的黑发,在耳边轻轻说道:“安弟,让我来照顾你一辈子吧。”那时我已在NYU拿到了企管硕士,并且在大通银行找到一份待遇相当优厚的差事。我在第三大道上近二十一街处租到一间第十八层的顶层阁楼,阁楼有一个阳台,站在阳台上,入夜时,可以看到曼哈顿灿烂的晚景。我与安弟倚在阳台的铁栏上,抬头眺望曼 哈顿上空紫色的天穹,等着那一颗一颗星光的闪现。我紧执着安弟的手,心中有一份莫名的感动。安弟是我第一个深深爱恋上的男孩子,那份爱,是用我全部生命填进去的。
我与安弟决定生活在一起,那是在我们交往半年后的事了。安弟搬进我的顶楼公寓,我们打算成立一个家,其实多少也受了大伟和东尼的启发。大伟和东尼庆祝他们在一起四十周年的那天,也请了我和安弟到他们家去参加他们的纪念“派对”。那天请的都是自己人:珍珠和百合,仔仔带了他那座大肉山的大都会歌剧导演,他和米开兰基诺已经同居了,还有那一对壮汉大肌肉金诺小肌肉小费。因为是喜庆,我们大家都送了花去,我和安弟到花店特别订制了一只用红白两色各样四十朵康乃馨串扎起来的心形花圈——那是安弟的主意。大伟和东尼果然大乐,大伟一把抱住安弟,在他腮上一连亲了几个响吻,还不肯放手。东尼狠力一把推开他,嗔道:“够了、够了,你这只老山羊,别吓坏了我的乖乖!”说着便把安弟拖走了,我们都大笑起来。
大伟和东尼的家在“东村”第八街圣马可广场附近,是一幢三层楼的褐色砖房,外表古雅,一扇蟠花的铁门引着一道石阶上去。大伟说这是他们家传下来的老屋了。他一面引导我们大伙参观他和东尼两人精心布置的这个家,一面介绍他祖上颇带传奇色彩的家世。大伟的祖父是旧俄时代的犹太人,是圣彼得堡的富商,俄国大革命时期举家逃到中国辗转到上海落脚。大伟父亲是个精明强干的生意人,在上海霞飞路开了一家叫“卡夫卡斯”的高级西餐厅,生意鼎盛,大伟便是在上海出生的。他还会几句宁波腔的上海话:“慢慢叫、慢慢叫”,是他的宁波保姆教他的。后来日本人打进上海,大伟一家又逃到纽约来,船上带了几十箱的中国古董跟家具,便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开了一家古董店,有个中国名字就叫“霞飞路”,大伟父亲大概还一直怀念上海霞飞路他从前那家老餐厅。大伟是独生子,他父亲留下的宝贝,他都继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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